那么我们儒家怎么看？孔夫子在春秋里强调，“九世之仇犹可复乎？虽百世可也！” 对待欧美日，必然采取公羊之义大复仇的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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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克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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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而无罪


前几天去看了《南京照相馆》，便很想聊聊这部电影，因为这电影不仅让人感动，在思想上，也有了很大的进步


为啥说这电影在思想上进步呢？新中国成立早期，无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，都是以苏联为师，所以在影视人物形象的塑造上，秉承了人物形象的单一化、脸谱化，好人通常光明、豁达、无私、正直，全身没有一处缺点，而坏人通常奸诈、阴险、刻薄、卑鄙，全身没有一处优点。这种人物脸谱化的毛病，在当年实际生活中也处处体现，比如学校开表彰会时，通常把某个老师或学生夸得脱离了人性，仿佛身上有了闪闪发光的神性。而一旦这个人犯错，通告里又把这个人批得毫无人性，坏事做绝，要么一会儿极好、要么一会儿极坏，看起来非常割裂。我小时候特别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要把影视形象或者批评表扬设计成这样？因为这明显不符合正常人格，这种模式很容易极端化，特别容易把好人描绘成热爱吃苦、甘于清贫、只懂奉献的清教徒，没有一丝个人欲望，从而忽略了事物的复杂性。俄罗斯那个微带病态的东正教宗教文化，是苦寒之地的产物，确实也鼓励“苦难出圣人”，出口到中国后也没做微调，硬生生往我们脑子里塞，搞得中国人相当不适应。我小时候在各种文艺作品里看惯了高大全的形象，常常因为自己内心升起贪念和色念惭愧不已，总觉得自己不是个好人，长大后我才知道，我确实不是个好人，但周围的人也都不是，好像还更糟糕一点。直到快三十岁时，历经世事无数，见惯了各种各样的人性折射，发现大家都差不多贪财好色，我内心才稍微平衡了一些，要不然老是被那种高尚的情操所折磨，总觉得自己不配生活在这个凡尘俗世里。目前人到中年，自己又成了公众人物，我便常常叮嘱自己，不要在外面扮演道德君子，就是基于我青少年时期心理痛苦的反省和反弹。所以大家看我平时，一直是宁肯谈AV、绝不扮君子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苏联对中国的这种影响无处不在，我在《看不见的问题》这篇文章里，做过一些细节补充，大家可以去读读这篇旧文。而到了改革开放后，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彻底摆脱苏联的影响，重新选择物质与精神世界的老师，便一头扎进欧美日的叙事方式，开始注重影视人物的丰富性和多样性。可以说整体上确实取得了巨大进步，影视剧里的好人，也会有自私的念头泛起，也会犯错误，坏人也偶尔干一些善事，不再歇斯底里面目狰狞动不动抓狂发癫。回顾这几十年历史，我们必须要认可那时的整体进步性，但也要辨证地看到，意识形态里被人趁机掺了沙子。两个最大的特点，一是向殖民者靠拢，替殖民与侵略辩解。二是中国人突然被原罪化，被描绘成生而有罪，需要不断反思认错才能战战兢兢地做人。殖民者在文化上欺负发展中国家，最著名的是音乐剧《西贡小姐》。这部音乐剧讲述了一个美国大兵，在酒吧跟一个卖身的越南妹搞上了，后来这大兵回到美国，找了个白人结婚，而越南妹怀孕生子，独自带娃生活在贫民窟。这时越南妹原来的未婚夫兼表哥找到了她，想让她继续做自己妻子，这位表哥还是个反抗美国侵略的革命者。但越南妹说自己仍深爱美国大兵，两人争执中，越南妹开枪杀死了未婚夫。越南妹杀人后，跟皮条客逃到曼谷，美国大兵听到消息，带着白人老婆过去找她，见到越南妹后，美国大兵说钱可以给你们母子一点，但我不可能带你们去美国生活，而且我的真爱是白人老婆，越南妹为了让儿子能去美国，最后开枪自杀。《西贡小姐》1989年在伦敦公演4264场，1991年在纽约公演4092场，把白人们感动得一塌糊涂，热泪盈眶。但从其他国家的视角来看，这是一部讲述黄种人女性无限讨好白人男性、黄种人民族解放者都是极端分子、白男在道德上高高在上、白人负责拯救黄种人、黄种人无比向往白人世界的彻底的殖民主义的歌剧。殖民者为粉饰他们殖民历史的歌剧鼓掌时，被殖民者应当感受到的是切肤之痛，而不是在旁边点头哈腰地附和。中国在改革开放后，欧美日向中国文艺界灌输过类似的意识形态，使中国陆续出现过不少欧美白人拯救中国人、中国女性爱上白男不可自拔的影视作品。部分著名作家写近代史时，也一定会出现基督传教士这个角色，并且传教士一定是意志坚定、身家清白、忍辱负重的正面形象，反面衬托出中国人的奸滑短视。献媚欧美日还只是第一步，真正让人反感的，是不断向中国人灌输原罪论。其实原罪论最主要的目的，是为了给欧美日的侵略洗白，为他们的侵略行径打掩护。原罪论最先由欧美世界主导，主张人人都有罪，后来传递到第三世界国家时，被修改成“贫弱国家的国民生来都有罪，罪在他们的文化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落后，所以国家落后，只有接受基督世界的先进文明，贫弱国家才能获得解救。”这套逻辑用在中国人身上，那就是因为中国文化本质落后，所以近代中国人才会显得粗鄙、贫穷、愚昧、残忍、呆滞、麻木、人格扭曲、道德崩坏，中国人近代搞出来的反抗传教士、反对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、义和团都是极愚昧的，只要针对洋人的活动，都是黑暗残忍的，中国人要先反思，反思完，又急需他们用基督文化来解救。关于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，我在《沧海横流四百年》这篇文章解释过，就是满清贵族为了长期统治中华，迫使中国近三百年处于“低教育、低生产力”的愚民环境，使全国4亿人识字率不足1%，才被洋人打得丢盔卸甲，罪在满清统治阶层，罪不在中华文明本身。但欧美日文化学者移花接木，将满清统治阶层的错，套在中华文明身上，再豢养一群中国文人，给这些文人高昂稿费和子女读欧美日名校的机会，让他们不断产出反思类文章，不断摁着中国人的头，强迫我们反思。只有让中国人不断反思，中国人才不会反抗，那他们的侵略行径，就不会得到清算。这招对付印度特别有效，英国干掉印度的暴力革命派，推出印度史诗级懦夫甘地，让甘地的“非暴力不合作”运动传播到全国，使英国能以最小的代价不流血退出印度殖民地，并且到现在还能隐性操作原殖民地的文化、经济、教育、金融、法律系统，使伦敦金融城还能维持纸醉金迷的富贵。殖民者让我们不断反思，就是想让我们变成印度一样的懦夫，让我们不要复仇。如果我们主张揭穿殖民者和侵略者的虚伪和残暴，他们就有一套话术来压制我们，说我们搞民粹，说我们煽动民族仇恨，说我们不反思。日本人很快学会了欧美这一套美化侵略与殖民的哲学，在中国改革开放后，收买一批中国文人，由他们负责不断向中国文艺界灌输这套理论，导致中国人拍抗日电影时，总是会出现替日本人解释的奇怪现象。1980至1990年代，日本人收买中国文人太容易了，那时偷渡东京打工的中国人，在东京工作一个月的报酬，在中国要工作两三年，日本人从手指缝里随便挤一点油水，都够部分中国文艺圈人士拿着报酬，在同行面前炫耀好几年了。比如原《光明日报》评论部副主任董郁玉，这种国家大媒体的资深媒体人，居然一直是日本人的间谍，这种人拿民族利益换取个人利益时，肯定也要给自己找一套理论逻辑说服自己，日本人已经很擅长，用欧美这套美化侵略与殖民的哲学，帮助汉奸进行心理建设。日本人强迫我们反思，我们一指出日本人侵略，只是说说而已，还没动手呢，日本人及他们的走狗，就说我们搞民粹，说我们煽动民族仇恨，破坏中日友好。这套理论长期在中国文娱圈占据主流，至今阴魂不散，中国文艺圈大导演大作家，为了在国际上拿奖，也为了迎合这种欧美日强行制造的道德高地，一旦拍到日本人进行南京大屠杀，总会莫名其妙出现一个反战的日本兵，站出来说日本人其实是反对战争的，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啥啥啥的。当年日本占领南京，日本人举国欢庆，个个提着灯笼，高喊着“天皇陛下万岁”上街游行，或者涌向靖国神社庆祝，为远方的日军祈福。1937年12月13日晚上，东京上街游行的人数达到百万，欢庆呐喊声传到皇宫，他们那个鬼天皇听到十分开心，取消原定行程开搞阅兵仪式，表彰侵略功臣，他们那个鬼皇后还亲自编围巾送给这些功臣，以示嘉奖。原子弹下无冤魂，别人杀人放火搞庆祝，我们为什么，还个手还要替杀人放火的人解释？做人很简单的，恩就是恩、怨就是怨，有恩报恩、有怨报怨，咱们复仇也是正大光明地复仇，何必给自己套一堆谈起复仇就有罪的理论？是谁在中国传播这种理论？又是谁在这套理论中受益？英国人用甘地懦化印度，日本人还想向这套理论，懦化中国不成？不过，我也不认为我们要彻底地否定以前的文艺工作者。因为每一个阶段，有每一个阶段的特殊性。比如建国前三十年，我们的文艺作品过于脸谱化，确也有当年的特殊苦衷，因为当时大众受教育程度低，辨别欣赏复杂的事物相对困难，给普通百姓一个简单的视角还易于传播一些。又比如改开后四十年，我们急需从欧美日输入技术与资本，在输入物质产品时必定伴随着精神产品，我们知道会被污染，但为了大局着想，忍一忍也就算了。历史的长河里充满浊流，一分一厘也要清算，那是算不清的。以前的事情只要不过分，那就随它去吧。只是到了目前，中国已成长为世界唯二的两大强国之一，文艺界实在没必要，再替欧美日美化殖民与侵略。《南京照相馆》的精神内核就很好，在揭露批判日本人的残忍与虚伪时直接锋利，让日本人一边满嘴仁义礼智信，一边干尽凶残歹毒阴暗之事，再也没有过去那种替日本致歉的拧巴精神状态，终于看到中国文艺界跨过了那条反思的阴沟，迈向了民族自信的康庄大道。替殖民与侵略辩解，以及将中国人原罪化，这两段黑暗的精神世界，以后将很少出现，最多还有一些欧美日黄金时期的遗老遗少，偶尔出来扮陋弄丑。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原罪，我们生来无罪，只有那些想操控我们思想的人，才时刻念叨着我们有罪。有罪的是侵略过我们的那些禽兽，那些猪狗不如，在中国大地上杀人、放火、奸淫、抢劫的畜生，谁欠下的债，都得一笔一笔还回来。最后，那些替侵略者让我们不断反思的人，你们听好：要反思也不是不可以，那也得等我们好好清算完所有的血债，我们才能慢慢反思。要是连清算都没有，我们哪有资格谈什么反思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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